一是服务于“全胜”战略的“文伐”主张。

《孙子兵法·谋攻篇》曰：“是故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。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”又曰：“故善用兵者，屈人之兵而非战也，拔人之城而非攻也，毁人之国而非久也，必以全争于天下。”《六韬》作者积极响应了孙武的这种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“全胜”战略思想，在《龙韬·军势第二十六》中指出：“善胜敌者，胜于无形；上战，无与战。”认为将领要清楚最高级的作战是“无与战”，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取得胜利。在《龙韬·立将第二十一》中，则对“兵不接刃，而敌降服”的胜利景象充满期盼。尤其值得重视的是，《武韬·发启第十三》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——“全胜不斗，大兵无创”，以精辟的语言揭示了无需战斗、没有伤亡，是抵达“全胜”境界的两个必要条件。

实现“全胜”既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，也需要“伐谋”、“伐交”的有效手段。《六韬》有效改变了孙武对于“伐谋”、“伐交”论述寥寥的缺憾，在《武韬·文伐第十五》中提出了用非军事手段打击敌人的十二种“文伐”之法。针对敌方掌握政治、军事大权的关键人物，如国君及其身边的近臣、忠臣、乱臣等，该篇设计了十二种诡诈之术以收买、迷惑、离间敌人，从而达到“不战”而削弱、瓦解敌人力量与意志的目的，极大拓展了《孙子兵法》以非军事手段挫败敌人的理论思路。

二是丰富多样的作战形式与深入细致的战术思想。

吴如嵩曾指出《六韬》在军事学术上的一大贡献，“就是它广泛地论述了多种作战形式的战术问题，其篇幅之大，范围之大，分析之细，在先秦的兵书中是绝无仅有的”（《〈六韬浅说〉序》）。针对不同战场境遇所应采用的具体战法，《六韬》作了十分详细的探讨。书中谈到的地形，有森林、深草灌木、平原、山地、池沼、江河、险隘地、开阔地等；探讨的战法，有围城、渡河、袭扰、偷袭、突围、迂回、追击、伏击、防火攻、防夜袭、防突袭，以及山地防御战法、江河防御战法、“猝遇敌人”的遭遇战法、“阵皆坚固”的阵地战法等。不同地形条件下的战场情境以及战胜敌人的具体战术，《六韬》都作了较为具体的描述与恰切的分析，反映了《六韬》作者对战国时期复杂多样的战争形态的精深研究。《六韬》提炼出的一些作战指导原则，如“必出之道，器械为宝，勇斗为首”（《虎韬·必出第三十四》）、“凡三军以戒为固，以怠为败”（《虎韬·金鼓第三十八》）等，已成用兵者的座右铭。

尤其值得称道的是，《六韬》一书还深入研究了三大兵种——车兵、步兵、骑兵的不同特性与作战方法。《吴子》、《孙膑兵法》虽也有对三大兵种的战术理论的探析，但其详细程度是无法与《六韬》相比的。书中总结出了车兵的“十害”、“八胜”，骑兵的“十胜”、“九败”，以及各自作战性能的不同，即“车者，军之羽翼也，所以陷坚阵，要强敌，遮走北也；骑者，军之伺候也，所以踵败军，绝粮道，击便寇也”（《犬韬·均兵五十五》），“步贵知变动，车贵知地形，骑贵知别径奇道”（《犬韬·战车第五十八》）等。对于车兵、骑兵的选拔标准，《六韬》作者也设有两篇专文——《豹韬·武车士第五十六》与《豹韬·武骑士第五十七》，分别说明入选车兵、骑兵需具备的身体素质与专业技能，显示了对这两大兵种建设的高度重视。

三是思虑缜密的参谋总部人员编制理论。

《六韬》记录了较为丰富的战国军事制度的内容。比如《犬韬·练士第五十三》记述了根据士兵的品质、性格、才艺、出身、经历等挑选出十一种类型——冒刃之士、陷阵之士、勇锐之士、勇力之士、冠兵之士、死斗之士、死愤之士、必死之士、励钝之士、幸用之士、待命之士，并把特质相近的士卒编成一队，共组建了十一种新型部队。《犬韬·均兵第五十五》记录了车兵与骑兵的编制——“置车之吏数，五车一长，十车一吏，五十车一率，百车一将。……置骑之吏数，五骑一长，十骑一吏，百骑一率，二百骑一将。”这些都是研究战国军制的重要资料。

此外，《龙韬·王翼第十八》对参谋总部组织架构与人员编制的记述，更是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重视。这个参谋总部机构由72人组成，分工细致，周密完备，分别负责作战、宣传、间谍、天文、通信、工程、医务、军需等，其人员构成是：腹心1人，谋士5人，天文3人，地利3人，兵法9人，通粮4人，奋威4人，伏旗鼓3人，股肱4人，通才3人，权士3人，耳目7人，爪牙5人，羽翼4人，游士8人，术士2人，方士2人，法算2人。这与西方十七世纪以后才出现的参谋部的功能与作用十分接近，表明在《六韬》成书时期我国军队建设与军事学术的早熟状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