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译文】　兵法的基本原则有五条：一是“度”，二是“量”，三是“数”，四是“称”，五是“胜”。敌我所处地域的不同，产生双方土地幅员大小不同的“度”；敌我地域大小——“度”的不同，产生双方物质资源丰瘠不同的“量”；敌我物质资源丰瘠——“量”的不同，产生双方兵员多寡不同的“数”；敌我兵员多寡——“数”的不同，产生双方军事实力强弱不同的“称”；敌我军事实力强弱——“称”的不同，最终决定了战争的胜负成败。所以胜利的军队较之于失败的军队，有如以“镒”比“铢”那样，占有绝对的优势。而失败的军队较之于胜利的军队，则就像用“铢”比“镒”那样，处于绝对的劣势。胜利者指挥军队进行战斗，就像在万丈悬崖决开山涧的积水一样，所向披靡，这就是军事实力的“形”。

【点评】　战争归根结底是拼实力。奇谋妙计固然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，但从根本上讲，强大的军事实力才是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砝码。不仅“伐兵”、“攻城”离不开军事实力的巧妙运用，就是“伐谋”、“伐交”也必须以雄厚的军事实力为后盾。杜甫诗云“诸葛大名垂宇宙”，但不论诸葛亮怎样足智多谋，到头来依然僻处西南一隅，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，因为蜀汉与曹魏实力差距太大。常言道，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，诸葛亮“连年动众，未能有克”的命运是注定的。隋王朝一举灭亡南朝陈国，完成统一大业，人心向往统一、战略决策高明、作战指挥卓越固然是十分重要的原因，但是归根结底在于隋王朝包括军事在内的综合实力，较之陈后主方面，占有压倒性优势。

孙子对这一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，所以用专篇深入探讨，系统论述军事实力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，以及军事实力运用的原则和实力建设的方法。具体地说，“先为不可胜”、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”是实力政策；“守则不足，攻则有余”，即“强攻弱守”是对实力的战略运用；“修道而保法”是发展军事实力的基本原则；“善战者之胜也，无奇胜，无智名，无勇功”、“胜于易胜”则是实现实力政策所要达到的上乘境界。孙子认为，战争指导者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物质条件的优劣，军事实力的强弱，灵活采取攻守两种形式，“以镒称铢”，“决积水于千仞之谿”，以达到在战争中保全自己、消灭敌人的目的。

既然敌我力量对比对战争结果具有关键性意义，孙子主张，在作战中努力确保自己先立于不败之地——“先为不可胜”、“不可胜在己”，做到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”，在此基础上积极寻求和利用敌人的可乘之机，即所谓“以待敌之可胜”、“不失敌之败也”。一旦时机成熟，便果断采取行动，乘隙蹈虚，以压倒性优势，给予敌人致命打击：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”，“胜者之战民也，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，形也”。唯有如此，才是真正的“能为胜败正”，才能成为战争胜负的主宰。应该说，这一作战指导思想是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。

认识军事实力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，并不等于顺理成章地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，更不意味着能淋漓尽致地运用和发挥自己的实力，在战场交锋中所向披靡。用孙子的话说，便是“不能使敌必可胜”，“胜可知而不可为”。

针对提升军事实力、在战争中确立优势地位这一问题，孙子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一系列对策。要言之，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。

第一，“修道而保法”，从政治上给予保证。所谓“道”，就是清明的政治，和谐的秩序，以此调动起民众和士兵的积极性，即《计篇》中所提到的“令民与上同意也，故可以与之死，可以与之生，而不畏危”，从而造就同仇敌忾、勇于公战的理想政治局面。所谓“法”，就是严格的制度，正确的法纪，表现为：赏罚公正严明，上下井然有序，士卒训练有素，用人唯才是举，办事有章可循。由此可见，“修道而保法”的核心便是修明政治，严肃法制，提高军队的凝聚力，鼓舞民众的士气，为夺取战争主动权创造必要的条件。很难设想，一支军队如果离心离德，还能算是有实力吗？指望这种军队打胜仗不啻于刻舟求剑，缘木求鱼，肯定会教人失望。

第二，对敌我双方的实力进行认真的综合对比分析，在此基础上预见胜负，指导战争。预知胜负，是高明军事家指导战争的必有之义。孙子十分重视这一问题，在《计篇》中即开宗明义加以阐述。本篇的主旨是探讨军事实力地位作用及运用原则，因此同样把衡量军事实力列为重要环节。孙子在这里提出了综合对比衡量双方军事实力的具体标准，这就是“度”、“量”、“数”、“称”、“胜”。即从双方的地域位置、地幅面积、物质资源、兵员数量等客观情况，来比较分析双方军事实力，进而预见战争胜负趋势。按孙子的理解，实力上占有绝对优势的一方，是可以所向无敌、横扫一切的：“胜兵若以镒称铢，败兵若以铢称镒。”孙子认为“度、量、数、称、胜”五个方面依次相生、层层递进，具有链条式的因果关系。所以要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，就必须紧紧围绕这个因果关系来从事军事实力建设。

第三，根据战场情势的变化，采取相宜的攻守策略，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，顺利实现敌我军事实力对比的转化。一般地说，受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，在临战之前，双方的力量对比尽管有强弱之别，但并非一成不变，所以作为战争指导者，要善于根据战场情势，发挥主观能动性，采取正确的、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方法，使己方的军事实力得以充分施展，强化已有的优势，扭转自身的劣势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如何采取适当的作战样式，仍是一大关键。通常的作战样式不外乎攻与守两种，一般地说，“不可胜者，守也；可胜者，攻也”。高明的军事家应该按照“守则不足，攻则有余”的作战规律，从军事实力条件出发，灵活主动地实施进攻或防御。若是实施防御，要善于隐蔽自己的兵力，“藏于九地之下”，令敌无法可施；一旦展开进攻，则要做到“动于九天之上”，使敌猝不及防。总之，只有在攻守问题上真正做到因敌变化，随机处置，才算完全掌握了指挥艺术之精髓。这时无论进攻还是防御，都可以得心应手，无往而不胜，“故能自保而全胜”。孙子认为，这是正确运用军事实力的重要途径，能达到用兵的理想境界：“战胜不忒”、“所措必胜”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西方近代军事学鼻祖，普鲁士人克劳塞维茨在其名著《战争论》一书中，也曾对攻守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。他说：“假定使用的是同一支军队，进行防御就比进攻容易。”又说：“一旦力量强大到足以达到积极的目的时，就该立即放弃它。”克劳塞维茨的这一观点与孙子不无暗合之处，但晚了两千多年。

孙子重视军事实力，把实力看做是运计设谋的前提和基础，这是很了不起的认识。可惜的是，后世那些兵学理论家，大多眼光不及孙子，观察事物、考虑问题往往是单向性思维，只见树木，不见森林，人为地割裂孙子思想的内在逻辑体系，忘记或忽视了注重谋略与发展实力是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，是辨证的统一。他们只倾心于用计谋、施损招，没有充分认识到实力是计谋之“体”，计谋是实力之“用”，体用和谐，方能克敌制胜，结果流露出轻视实力建设的倾向，“攻人以谋不以力，用兵斗智不斗多”、“贵谋而贱战”的种种高论大行其道，这无疑是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中的一个弊端。

后世重谋轻力军事文化价值取向的滋生和风行，是对孙子军事思想基本精神的一种曲解。更可恨的是，这客观上也让人们对《孙子兵法》产生误解，影响了（甚至毁坏了）中国军事文化的声誉。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，便是把《孙子兵法》与《三十六计》等同化。将“借刀杀人”、“指桑骂槐”、“美人计”、“走为上”之类，统统划归到《孙子兵法》名下。这一方面说明《孙子兵法》的确家喻户晓；另一方面也表明人们对《孙子兵法》的理解还很粗浅，往往从阴谋诡计、诡诈欺骗的层面来诠释孙子博大精深的军事思想，似乎《孙子兵法》只不过是小人的伎俩，而非君子的哲学，这显然有失偏颇。

其实《孙子兵法》与《三十六计》完全是两码事，两者反映的是两种兵学文化价值观。《三十六计》从头到尾是一个“骗”字，典型的“我是流氓我怕谁”，一股痞气。只要看看“瞒天过海”、“趁火打劫”、“借刀杀人”的计策名，就可以知道它是多么阴损毒辣和厚颜无耻。说白了，《三十六计》是玩“空手道”的，有枣没枣先打一竿子再说，押宝押中了，皆大欢喜；押不中，就自认晦气。张仪、苏秦的所作所为遵循了《三十六计》的原理。他们擅长雄辩与察言观色，脚踏两条船，不时兴风作浪，搅动天下之局，可他们有一个共同缺陷：忘了提醒自己游说的对象，应该静下心来发展实力。

孙子比他们高明得多。这种高明，便体现在他思维的全面性、逻辑性、辨证性上。他既讲谋略，也讲实力；既讲诡诈，也讲仁义；既讲功利，也讲道德。真的是左右逢源、无懈可击。《三十六计》作者的军事学术水平和孙子相比，其差距岂可以道里计。

孙子的实力为胜利之本理论，在后世已为无数次战争实践所证明。先秦时期僻处西北的秦国，之所以能后来居上，统一六国，其关键就是依靠了“农”“战”两手，始终把发展军事实力放在首要位置。粮食产得多，打仗打得狠，两者相辅相成，就像一辆车子有了左右两只匹配的轮子，横扫六合、一统天下也便水到渠成了，这叫做“奋六世之余烈，振长策而御宇内”！汉武帝北逐匈奴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当时匈奴占地面积很大，人口稀少，开始打仗时，汉朝根本打不过他们，实力不足是重要因素。汉朝军队多是步兵和车兵，机动性不强，而匈奴几乎是清一色的骑兵，机动性好，战斗力强，加上匈奴人吃的是牛羊肉，在艰苦环境中生长，忍渴耐寒，身强马壮，所以汉兵同他们交手总是处于下风。汉武帝当上皇帝后，把军事实力建设放在第一位，有针对性地优先发展骑兵，骑兵的地位超过了步兵和车兵，这在中国古代军队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，对于汉匈战争的最终结局更是发挥了关键的作用，使得汉匈之间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此后，汉武帝前后发动五次大规模反击战，从根本上遏制住了匈奴的入侵骚扰，从此“匈奴远遁，而幕南无王庭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