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愈看到了宦海风波，不再“汲汲于富贵”，在出处上甚为审慎。刘、柳却想“超资越序”而立抵卿相，以至重蹈他人之覆辙。这就决定了二者政治态度上的差异，也就引起了日后一系列的矛盾和隔膜。

就在贞元十九年，王叔文集团公开的前夕，韩愈被远贬到连州阳山。他为什么遭到斥逐，史书上的记载纷纭不一，直到现在得不出可信的结论。按照韩愈自己的记叙来看，他是认为这同王叔文一伙的弄权有关。

韩愈在诗文里经常提到这一不愉快的事件。《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》曰：

孤臣昔放逐，血泣追愆尤，汗漫不省识，恍如乘桴浮。或自疑上疏，上疏岂其由？……适会除御史，诚当得言秋，拜疏移阁门，为忠宁自谋？上陈人疾苦，无令绝其喉；下言畿甸内，根本理宜优。积雪验丰熟，幸宽待蚕。天子恻然感，司空叹绸缪，谓言即施设，乃反迁炎州。同官尽才俊，偏善柳与刘。或虑语言泄，传之落冤仇。二子不宜尔，将疑断还不。……

这里他对遭贬的原因做了两种不同的分析。说是为了“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”吧，那已经得到了天子和宰臣的赞同，因而“上疏岂其由？”这种可能性应该排除。这也就是说：遭到京兆尹李实的报复而遭打击的说法，韩愈当时也是不相信的。

看来他是怀疑一起担任监察御史的好友柳宗元和刘禹锡泄露了“语言”，所以“传之落冤仇”的。这定然是一种机密的“语言”，得罪了另一批幕后的权臣。此句之后虽然紧接着也排除了这种假设，但这里可能只是一种巧妙的遁词。韩愈于此本找不到什么确凿的证据，不便把话说死，而且李程等人和柳、刘交情很深，因而只能欲吐又吞。但他如果已从根本上排除了这种怀疑，那又为什么要在共同的朋友面前提起这桩不愉快的往事？

再把上述两层意思联系起来考察，韩愈的真意似在说明，他因上《天旱人饥状》而获罪，这只是表面现象，不是根本原因。问题的实质是得罪了王叔文一伙，而语言不慎，可能是由刘、柳二人传过去的。王叔文一伙假借上疏之事暗中活动，对他施加打击。

贞元二十一年夏秋之际，韩愈遇赦离开阳山，在郴州待命。这时的一些经历，加深了他的怀疑。当时王叔文集团正如日当天，柳宗元、刘禹锡等人大权在握，为什么不对横遭不幸的好友一伸救援之手？贞元二十一年正月辛酉，王叔文等人一上台，就把京兆尹李实贬为通州长史，并以诏书的形式宣布他的罪状，那他们为什么不把前此早已弹劾此人的韩愈引为同类而召唤入京呢？

韩愈不能不感到失望和愤懑，他在《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》一诗中说：